我给邓小平当保健医
傅志义
我于1946年生于长春市，1970年吉林医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0医院工作。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年底调北京解放军总医院，为部队军级以上干部服务。1980年8月15日上午10点，北京解放军总医院领导和保健办公室负责同志找我谈话，决定派
我到邓小平同志身边做专职医疗保健工作，并说次日就把我送过去。听到组织的这个决定，我又惊又喜，同时又感到责任重大，深恐力不从心。领导看透了我的心思，鼓励我说：“放开胆量，试试看。”
我给小平同志当保健医生时，他已是76岁的老人了。让我惊奇的是，尽管他年事已高，又历经坎坷，但仍红光满面、精力充沛，身体非常健康。
小平同志从不吃补品，惟一算作“补品”的，是每天吃几丸大粒维生素。我在他身边工作3年，竟从没见他患过感冒，也很少见他吃药。记得最清楚的“病”，是他的血脂一度偏高。我们让他服草决明汁治疗，草决明汁又苦又涩，小平同志端起碗，嗅了嗅，仰起脖子，一饮而尽。他风趣地说：“良言苦心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嘛！”
每天早晨８点，小平同志一般就会醒来，按响电铃，值班护士进去给他测量血压。洗漱后，就在书房兼办公室里喝杯牛奶，吃根油条。接着就是一边喝浓茶一边批阅文件。他杯子里的茶叶放得很多，待全部泡开，要占杯子的三分之二。他喜欢喝四川、安徽出产的青茶，有时也喝西湖龙井茶。小平同志的办事效率很高，一般在10钟左右就会将秘书们送来的各种重要文件处理完毕。之后，如有会议或外事活动，便乘车外出；没有，就坐在沙发上看看书报、打打桥牌，活跃活跃脑子。
首长的生活很有规律，早点8点半，午饭12点，晚饭6点半，几十年不变。他吃饭从不挑东拣西，厨师做什么，就吃什么。他最爱吃四川家乡风味菜肴：回锅肉、扣肉、粉蒸肉、大肥肉等，还有就是自家制作的臭豆腐、腌胡萝卜丝等。他家有个规矩——不浪费，剩菜剩饭一律下顿做成烩菜、烩饭接着吃，就是炖菜剩下的汤，都要留到下顿下面吃。小平同志曾风趣地说：汤最有营养。不会吃剩饭的是瓜娃子（四川方言，傻瓜之意）。
首长健康的身体得益于运动。每天上午，只要不外出，他总要抽出时间，在自家的院子里散步10多分钟。雪雨天不方便，他就在走廊里来回走动。首长散步的习惯是在1959年养成的，那时他的腿骨折，为了恢复腿的功能开始锻炼。几十年如一日每天散步，从不间断。他对待散步像对待工作一样认真，不偷懒，不取巧，不抄近道，不拖泥带水。他家的院子最大外缘约140米，首长每天固定走18圈。他散步时目不斜视，步履坚定，沉默无语，不用别人提醒，绝对一圈不多，一圈不少。
他还爱好游泳，且从不到人造的游泳池里游，而是爱在大海里畅游。他说在大海中游泳自由度大，有股气势。在大连、秦皇岛等海滨城市疗养、视察时，他几乎天天都要下海一游。他非常珍惜每一次下海的机会，天再冷，浪再大，他仍乐此不疲。甚至下大雨，他也要下海去游。我们工作人员从安全的角度进行劝阻，他笑着说：“你们不懂，水里是暖和的，雨天游泳才舒服。”他每次下海，采用的都是蛙泳姿势，头从来不潜入水中，一个姿势要游一个多小时。他游泳的时间、水平，让我们这些年轻人都自叹弗如，望尘莫及。每次游泳，岸上都有人专门掌握时间，时间一到，便摇小红旗通知“撤退”。有一次，游到中途下起了大雨，岸上摇起了小红旗，催大家上岸。小平同志说：“他们摇早了，还不到时候。”他游兴未尽，仍勇往直前。
年轻的时候，首长为了锻炼身体和意志，一年四季都洗冷水浴。年龄大了后，不能洗冷水浴，他就洗热水澡。在家也好，外出视察也罢，习惯于星期六午休后洗一个热水澡。我们常常在他的洗澡水中加一小盆豆浆，这样做，对老年人干燥的皮肤能起到较好的养护作用。
小平同志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个平凡的球迷。他对足球情有独钟，他对自己年老不能亲自踢足球而感到遗憾。
小平同志特别喜欢足球。早年，首长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劳动学习之余，最吸引他的就是足球，情愿受饿也要省下钱来看足球比赛。50年代，他是足球场上的常客。“文革”后，他第三次复出，首次的公开露面就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观看足球比赛。他主持中央领导工作后，在1985年挥毫题词：“中国足球运动要搞上去，必须从娃娃抓起！”他步入老年以后，对足球的兴致仍不减当年，每逢电视中有重要的足球赛事，他都要观看，对于一些特别的比赛场次，他还要求临时调整一下生活安排，甚至暂时停下一些活动，集中精力观看比赛。
抽烟，是小平同志多年来不曾改变的嗜好。我作为保健医生，当然知道抽烟有害无益，但具体问题应具体对待，像他这样有着多年烟龄的“老枪”，如果一下子戒了，反而会引起机体平衡失调，危害更大。况且他当时在抽烟问题上已经做了最大克制。平时在家办公基本上不抽烟，会见外宾或参加重大国事活动，也尽量少抽烟。有时，我见他一边跟外宾谈话，一边习惯地从茶几上拿起一支烟，在手里转来转去欲吸又止，最后还是又放下了。后来，首长彻底戒了烟，时间是1989年退休后。
小平同志的健康长寿曾引起世人的极大关注，国内外许多报刊做了不少文章。《中国红十字》杂志载文说：在世界政坛享有崇高威望的邓小平同志，每天晚餐时饮两小杯用纯中药浸的补酒——长寿长乐补酒。这种补酒，对小平同志的身体健康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长寿长乐补酒是纯天然滋补强壮剂，醇酒浸良药，借助酒力将药力通达四肢经络血脉，调节阴阳气血，平衡人体机能，从而使人益寿回春、延缓衰老。
据我观察，首长健康的秘诀主要有三：一是生活很有规律，工作和休息的时间分配得很合理，饮食上不暴饮暴食。二是心态平和，对任何事都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情绪从不受外界干扰。三是富有天真心，并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乐趣多多。
人们常说隔代亲，首长也不例外，每天上午１０点左右，他会放下手中的工作，一边舒展筋骨，一边走到“老祖”（夏伯根老太太，小平同志的继母）的房间，看看住在那里的小外孙女羊羊（邓榕的女儿，当时只有两岁多），与咿呀学语的羊羊说上几句话，问吃问喝，并拉着她的小手逗玩一会儿，乐趣融融。
小平同志的家是四世同堂，上有“老祖”，下有孙子孙女，老老少少十几口人，照民间的说法，真可谓儿孙满堂，幸福之家。每天晚饭，是一大家人相聚最齐的时间。10多个人，分坐两桌，子女们边吃饭边聊天，从国家大事说到社会新闻，很有一些“信息交流中心”的味道。大家七嘴八舌，但首长却从不发表意见，只是默默地吃饭。他喜欢这种轻松活泼、民主融洽的气氛。有时饭桌上少了几个人，大家说话少了，他就会说：“哎呀！今天怎么这么冷冷清清呢！”看不见哪个孙子，他也会关心地问：“到哪里去啦？”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同志胸襟开阔，对死看得很坦然，无论出现怎样的意外情况，他都遇事不惊、泰然处之，表现出很强的心理素质与天才智慧。
１９８２年春节过后，我们随小平同志从广州乘专列回北京。一天上午，他在专列的会客厅中聚精会神地看书，我则坐在一旁随意地翻阅画册，当专列经过武汉长江大桥中段时，突然发出了一声剧烈的撞击声，我条件反射似地跳起来，迅速冲过去保护小平同志。我见他身后左上方相距不到１米远的一块玻璃被砸了个大洞，幸亏车窗是双层玻璃，里面的一层没有破。警卫处长张宝忠和其他工作人员也迅速赶来，而小平同志却处惊不乱，只是抬头向身后瞟了一眼，又没事似的继续看书。回到北京后，有关部门对此事作了认真调查，没有发现“间谍活动”等可疑之处，仅仅是一次意外。
首长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却非常关心他人的安危。1981年5月下旬的一天傍晚，我们忽然得到宋庆龄同志病危的消息，小平同志决定立即前去看望。行动如此匆忙，我连随身携带的医药箱都没来得及拿，便紧随首长上了车。小平同志对病重的宋庆龄表示了深切的慰问，祝贺她加入中国共产党，盼望他早日康复。几天后，宋庆龄同志逝世，在6月3日举行的追悼会上，小平同志又致悼词。次日，邓颖超同志护送宋庆龄的骨灰到上海安葬，小平同志又亲自到机场送灵。
小平同志是举世瞩目的伟人，他的身体状况特别受到公众的关注。我在首长身边工作的日子里，经常看到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外新闻媒体谎报首长身体状况的报道。有一年夏季，我们在北戴河避暑。一天下午，警卫处长张宝忠拿来一张报纸给首长看，上面刊登着外国记者捏造的“邓小平遇刺，被贴身保镖护救。保镖已身亡”的消息，而张宝忠就是这条消息中所说的“保镖”。小平同志看后微微一笑，不屑一顾，什么也没有说，我们也觉得很可笑。
当时，我不知道首长在想些什么。几年后小平同志才说：“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我还注意到，七八年后小平同志会见客人时，曾谈起新闻媒体又有两次谣传：一次是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教授时提到：“最近香港传说我被刺了，病危了，引起股票市场波动。这说明早退好些，希望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一次是1990年5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埃及老朋友穆巴拉克总统时提到：“前两三天香港报纸说我已经不在了，我很高兴你见到的是一个活人。”
许多回忆领袖的文章都爱用“通宵达旦、日理万机”等词语来形容领袖们的工作状态。我却发现小平同志是个非常注意工作效率，也特别善于处理工作与休息关系的伟人。
小平同志曾对外国朋友说过：“我的工作方法是尽量少工作。”美国记者华莱士采访小平同志时，问他每天工作多长时间，他伸出两个手指头：“两小时。”华莱士听后，颇为吃惊。作为他的保健医生，我计算过，如果不包括会见外宾、开会及外出视察，他每天8点至10点坐在办公桌前，工作也就两个小时左右。
然而，他的工作时间远远不只坐在办公桌前这部分。据统计，我在首长身边工作的３年时间里，他先后会见外宾187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7次，参加各种重要会议６１次、追悼会７次，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会见党外朋友21次，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5次。还有10次离京到全国23个城市视察，还有一些无法统计的事务，比如在北京市区参加植树活动，等等。如果把这些工作量加在一起的话，是相当惊人的。这些数字，对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众所周知，小平同志在中国政坛三起三落，历经磨难。多年的政治生涯，使他养成了少言寡语、以柔克刚的性格。然而，一旦到了正式场合，马上妙语连珠，谈笑风生。这一点，国际上许多知名人士都为之赞叹。首长会见外宾时，允许我们工作人员在场。1980年8月21日和23日，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就国际关注的一些政治敏感问题深入采访了小平同志。法拉奇有备而来，采访一开始便提出一连串的棘手问题，而小平同志则从容不迫，有问必答。特别是对她精心设置的“提问陷阱”，都巧妙地作了精彩的回答。此事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地轰动和好评。1982年9月30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来访时，称赞小平同志说：“我看过你与法拉奇的谈话，你是惟一同法拉奇谈话取胜于她的人。”
据我观察，首长在会见外宾前一般不看什么资料，有时甚至还看点《聊斋》或武侠小说什么的。每次会见，大都安排在上午10点以后。时间一到，工作人员进门提醒一下，他就放下手中的书报，换上衣服梳梳头，便驱车前往会见地点。有时提前一个小时，去北京饭店理理发，吹吹风，再见客人。他的时间观念很强，总会准时出现在会客厅。
1983年2月，我作为保健医生，随小平同志到江、浙、沪视察。在杭州视察时，正值春节。14日下午，为了让邓小平同志休息一下，当地领导安排首长去参观岳王庙。小平同志携家人及我们工作人员一起前往。进入栖霞岭下的岳王庙大门，拾级而上，步入正殿。首长在威武的岳飞塑像前驻足片刻，然后招呼岳王庙文保所所长骆寄平和其他随行人员一起在岳飞像前留影。
来到石碑廊，廊里陈列着岳飞的诗词和奏札手书刻石。在岳飞手书的《满江红》碑前，小平同志笑着说：“我小时候就会唱《满江红》呢！”说毕就吟了起来：“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不知不觉中，大家来到阶下４个奸贼的跪像前，小平同志把外孙蒙蒙、外孙女绵绵拉到身边，给他们讲述秦桧卖国和陷害忠良的历史故事，并用手指着４个奸臣的像说：“英雄总为后人所纪念，坏人为后人所唾弃。”接着，他望着左边门柱上的对联继续说：“‘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很对呀！”并语重心长地对外孙、外孙女说：你们长大后要像岳飞一样报效祖国。不能做秦桧，秦桧遗臭万年。首长平易质朴的话语，是说给他的后代的，也是说给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和游客的。首长那天兴致勃勃游得很开心。
小平同志外出视察、休假的时间，通常都安排在孙子孙女们的寒暑假。这样，他既可以到全国各地检查工作，又可以享受温馨的天伦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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