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ppgg朋友的意愿予以转载）
我有个朋友，就是爱喝几口。他把喝酒的经历写了出来，很有意思。现在，我把此文予以转贴，供欣赏。
我好喝酒。
报载，北京“人艺”演员朱旭打下生几个月就开始喝酒。他父亲是国民党军官，母亲自然是官儿太太了。官儿太太迷恋牌桌，就把几个月的小朱旭甩给勤务兵看护，勤务兵哄不好又哭又闹的小孩，就用小勺倒酒喂小朱旭酒喝，小孩喝完酒后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勤务兵就可以“自由”了。日积月累，朱旭的酒量也与时俱进，至耄耋之年还“津巴布韦”（斤八不畏）。
我开始喝酒是在八岁左右。六十年代初，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人生活都很困难。那时，我二哥是房产处木匠，偷空在外边给人家打个箱子柜儿、攒个棺材什么的，干点儿私活，捞点儿“外快”。能挣钱，在家里自然有待遇。他好喝酒，老妈还护着说：就数他干活累，喝点儿酒能解乏。他每次喝酒都“支使”我（我是哥兄弟中的老“疙瘩”〈老小〉）去附近小铺儿打酒，那时候喝酒不像现在成桶成件儿地买，都是一斤、八两、半斤、三两甚至二两的买。在我的记忆里，散白酒到七十年代末才一块二毛五一斤，往前就是一块和八毛。开始打酒没想什么，后来就寻思：全家人都吃不上、穿不上，怎么老二就成天花钱买酒喝呢？酒到底是什么好东西？在一天打酒回来的路上，好奇心驱使我对着酒瓶嘴儿尝了一口，一股热流直窜到肚脐眼儿以下，嘴和嗓子眼儿虽然很辣，但却挺“得劲儿”，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随着“品尝”次数和数量的增加，我自己也感觉到凭肉眼就能看出酒瓶里的容量不足。我有办法，每次打酒回来路过“外屋地”（平房民宅一进门就是厨房，俗称“外屋地”），先到水缸边舀点儿凉水兑到酒里，这样就能保持瓶里酒的“水平”了。
以后大一点儿，逢年过节也在饭桌上“蹭”（贴、沾光）几口酒喝，大人们也不深管。
正大光明地喝酒是从下乡当“知青”开始。初春憋大壕种水稻，生产队给带干豆腐丝儿拌辣椒面儿和白酒，啁（zhou平声）几口酒、吃两口“菜”，就跳进冷水中，如此反复。
在乡下过年过节或改善伙食，总上供销社打几斤酒痛饮一顿。六九年初夏从县城返乡，下了长途汽车后，在公社大车店“打尖”（吃间饭），要了几斤酒，五、六个男女知青个个喝得红头涨脸、里倒歪斜，横七竖八的在大车店大炕上足足睡了一下午，日落西山后，才昏昏沉沉地向生产队走去（生产队距公社三十多里路）。
年轻时喝酒没节制，尤其是朋友、同事“换盅”（订婚）或结婚酒，必喝得酩酊大醉，狂吐不止。那时候，喝十次得醉八次，吐五次。
七0年春，单位一同事患大叶性肺炎，需要输血，我们四人每人输了300cc血给他，医院给付每人三十六块钱。原来不知道输血还给钱，当时我们每月才挣二十六块钱，一下得到这么多钱，真是财从天降，应当庆贺。于是买了几斤散装劣质色酒（那时白酒紧缺，土造色酒每斤四毛钱）和几瓶罐头，邀好友登山喝酒。那色酒“贼拉”（特）上头，回家后吐的前后院儿和“房苫头儿”（房子一侧边）可哪都是。
七四年冬，我和老妈拎着“四色礼”（四瓶罐头、四瓶酒、四包糕点、四斤苹果）去未来的丈人家“换盅”，人家找了一个近亲侄子陪酒，当时就把我喝的“顺桌腿儿”（趴下了）了，吐了三、四气儿，未来的丈母娘给收拾。吐够了，酒也醒的差不多了，不管丢不丢人，也得回家。
结婚后也常喝酒，有一次在外面喝多了，回家倒在炕上看哪都转，肚里的东西直往上涌，媳妇见状急忙端来洗脸盆，鄙人对着脸盆就是一顿猛吐。媳妇往外端盆时，还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嘱咐媳妇：“把这东西倒“茅楼儿”（厕所）去，不能喂鸭子，要不，鸭子吃了也得醉！”，媳妇夸道：吐成这样，还有“正事儿”。
喝醉酒不光吐，还有其它“表现”。七二年初秋，参加县里篮球赛结束后喝酒，十几个人喝了十多斤酒，大多数人都喝多了，我把自行车也忘在饭店门口，踉踉跄跄地摸到了二哥家（我积多年醉酒之经验，凡酒醉之人，只要不“抱路倒”〈躺在大街上〉，总能摸到自己或亲友家），进屋倒头就睡。睡到半夜，起来拎个板凳到“当院子”（住宅围墙内空地儿）里静坐，谁劝也不听，二嫂在外边足足陪了三个小时。凌晨三点，又进屋去睡。早晨起来，别人说起昨晚的事儿，自己全然不知（可能是梦游），但却想起了丢自行车的事儿，忙到饭店门前一看，车还在，没丢！那年头儿社会风气还是不错的。
九一年冬去土城子乡搞社教，遇见一个故友，当晚在供销社饭店喝酒，一直喝到11点多，都喝多了，只得送他回家。喝酒唠嗑儿时，已得知他家住在土城子村西北角，我俩却走到村西南荒草甸坟圈（quan去声）里，一户人家都没有，眼前全是“鬼火儿”，当时两个醉鬼多少还有点儿意识，知道走错道了，又回到供销社门前重新走。走进一个胡同，对面来一个姑娘，故友拖着大舌头喊：“喂！同志！俺-们家在哪？”姑娘以为碰上截道的了，扭头就跑。快到凌晨1点，才摸到他家门口，一看黑铁门，他认识了：“对！这就是咱家！”进屋后，对着老婆孩子大吼：“都起来！给你韦叔泡茶！”话没说完，他往炕上一倒，大头朝里的就先晕过去了。
九九年盛夏，原在大修厂共事同志的孩子结婚，前去喝酒。酒后，领几个师兄第儿到家打麻将，牌桌放好了，由于天气炎热加酒浆的作用，紧忙脱外裤，一时图痛快，竟连裤叉都脱下来了，光着下身“掉风”（打麻将抓庄），大家掩口而笑，老婆怒嗔：“这是干啥呀？！”在下回答：“光腚串门儿—没外人儿。这样凉快！”。
二00三年夏，海城一位朋友回依兰探亲，上午去水库玩儿，中午在水库喝了酒，下午回县城又进小饭馆儿喝，然后到歌厅唱会儿歌儿，又到街头“大排檔”喝，紧喝三顿儿，就不行了。同去的有我“小舅子”，见我喝得那样，赶紧用车把我拉到澡堂子，想让我泡泡热水澡，蒸发蒸发体内酒精。谁想，到澡堂子后，我即不脱衣服，也不下池子，大伙七手八脚帮我把衣服脱了，抬进了池子。可泡了好长时间，就是不出来，没招儿，只好再把我抬出来，放到搓澡床上。搓澡师傅手艺还真不错，三、二下就把我搓睡着了。
除了上述几个典型事例外，喝多酒走错楼层，用钥匙捅别人家门钥匙眼儿，干捅门不开的事儿，也有几回。
这一辈子就是和酒亲。八四年和一个同事登泰山，当时泰山还没有索道，载客车只能到“中天门”，上一段就得靠人爬了。按时间计算，当晚肯定要在“玉皇顶”过夜，我怕山上没有酒，就在山下买了两瓶高粱酒背着。泰山真是难爬，在半山腰儿时就把帽子、外衣、半导体收音机等“坛儿坛儿罐儿罐儿”全送给了“寄存处”，就是两瓶酒没离身。晚上到了山顶一看，还真有卖酒的，就是价格高点儿。然，不后悔费力气，总算心里有底。
二00四年春，我们一行八人去海南。平时喝惯了家乡的“小烧儿”（土造粮食酒），总得带点儿。临行前晚上，用矿泉水瓶子灌了八瓶本地“小烧儿”，第二天分散给八个人背着。在哈尔滨登飞机安检时，李冬梅包里的“小烧儿”被发现了，安检员问：“这是什么？”“是矿泉水。”“那你喝一口。”当时，我就排在冬梅后面，赶忙说“我喝！我喝！”，可冬梅没“打奔儿”（没犹豫），拧开瓶盖儿“滋留儿”（一下子）就是一大口，足有半两多，安检员摆摆手：过去吧！我心里暗暗称赞：冬梅妹妹真够意思！
我这大半辈子，除了喝酒，还喝酒精。那是七十年代初，白酒忒紧张，我在道台桥粮库上班，为了能喝上酒，就到“六二六”医院（“**”期间，按照毛主席“6.26”指示，佳木斯医院分设到农村，故称“六二六”）开药用酒精，那时，医药费能报销。开回酒精后，一群小酒鬼七手八脚地用粮库防火“未大罗”（借用俄语方言称谓的一种水桶）“兑酒”（勾兑），我负责“品尝”，尝一口就提出意见：“不行！太辣了！再兑点儿凉开水。”管水的就往桶里倒水，再尝一口：“不行！不行！太淡了，再兑点儿酒精。”管酒精的就往里倒酒精，如此反复多次，又尝一口：“好！好！这回行了！”。早有几个小子到附近农民家买小鸡儿，那时，毛鸡才两毛多钱一斤，一只鸡还不到一块钱，买回十多只鸡。晚上食堂没人，把鸡宰了就在大锅里炖上了，还偷着放了食堂不少粉条子，晃晃悠悠地抬回宿舍一大洗衣盆小鸡儿炖粉条儿，每人一“二号碗”（较大瓷碗）自“酿”“白干儿”，吆五喝六地“造”（喝）了起来。事儿也赶巧儿，那天晚上县粮食科派两台“解放”货车（当时，全县粮食系统就这两台车）来道台桥粮库拉“战备粮”（当时阶级斗争的纲是“备战备荒为人民”）。车到粮库后，可哪找没人经办。因为喝酒的这帮小子囊括了化验、检斤、保管、经营、财会（当时我是出纳员）等各个部门。找不着人，车放空回去了。这下可惹大祸了，第二天，粮食科派工作队来调查原因，这帮小子不是许云峰、江姐，有顶不住“烙铁”（刑具）的，就供了。粮食科随即发出通报：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头上，道台桥粮库一小撮人破坏“备战备荒为人民”，不付“战备粮”，大吃“百鸡宴”（当时正盛行“样板戏”，“百鸡宴”是《智取威虎山》剧中的一个情节内容）。责令我们每人写书面检查，陈**（当时是保管员，后当过副县长，现任“人大”副主任）代表犯错误的这帮小子在大会上作检讨。
第二次喝酒精是九七年夏，鞠***（佳木斯报社副总编）回依兰探亲，星期天去化工厂打乒乓球，头午打饿了，说回赵***承包的医院食堂吃点儿过水面条儿，路上遇见何***（当时依兰县委书记），说下午有空，也去玩儿球。到食堂弄几个小菜儿，自然要喝点儿酒，赵**的大儿子就给烫了一大烧杯“白酒”，足有一斤多。鞠**喝了一口，龇牙咧嘴的说：“这酒怎么这么辣？”我还跟着胡诌：“这是刘*（我们的同学，酒厂付酒员）给灌的好酒，喝吧！”酒没喝到一半，何**来电话，说他已经到化工厂了，几个人赶紧吃点儿面条儿，上车去了。没到十分钟，赵**的媳妇抱着两个西瓜，拎着一把菜刀打车撵来了，进屋就杀西瓜，让每个人都吃。赵**当时就“牛逼”了，吹虚：“你看咱老婆，对咱就是好！”。原来，赵**的大儿子当时正念大学，放暑假回家到食堂帮忙，对各种物品不熟悉，错把酒精桶当白酒桶了，且没放回原处。赵**媳妇收拾东西时，发现这帮小子喝酒精了，才赶紧去送西瓜解毒。好在喝的不多，没有谁留下脑瘫眼瞎后遗症。其实，是何**的电话来的早，这帮小子才少喝了酒精。
有了喝酒精的“基本功”，我又喝上了“过氧乙酸”。那是二00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后天大姑娘结婚。头天上午，0我给水库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让他送点儿鱼来，给“坐堂客”（“客”音qie〈去声〉，意为办红白事情在主人家住下的人），做着吃实惠且体面。朋友说他还有“小烧酒”一并送来。当天晚下班回家，看见厨房有一编织袋鱼，北阳台有一个十斤装新塑料桶，内装满透明液体，我一看以为鱼和酒全送来了，当时老伴和孩子出去照相还没回来，我就炖了几条鱼、弄了几个小菜儿，从塑料桶里倒了一杯，还烫了烫，就准备喝。时值我大“小舅子”等人来家，也劝让他们一并上桌，我喝了一口杯中“酒”，感觉酸酸的、怪怪的，当时以为中午也喝酒了，是不是口感不好，接着又喝了一口，还不是滋味，就骂朋友：给我送的什么他妈破酒！大小舅子说：不好喝就别喝了。我就把“酒”又倒回桶里，重换别的酒喝，一夜无话。第二天早上，我问家里人塑料桶里装的是什么，老伴说是单位发的“过氧乙酸”（当时正闹“非典”，“过氧乙酸”是预防“非典”的消毒液），我说我昨晚喝了两口，大姑娘慌了，忙说上医院，我说：屁话！现在上医院还有什么用，如果有事，这一宿肠子早烧折了。事后据“行家”说，喝过“过氧乙酸”的人，有永久性的抗“非典”能力。
前些日子和几个朋友喝酒，他们接到一个短信息，就做为本故事的结尾吧：
林彪不抽烟不喝酒活六十三，
周恩来喝酒不抽烟活七十三，
毛泽东抽烟不喝酒活八十三，
邓小平又抽烟又喝酒活九十三，
张学良吃、喝、嫖、赌、抽活一百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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