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义
我们很关心我们的心脏，胆囊，肠胃，骨骼。如果它们出了毛病，我们就要赶快把毛病找出来，治一治。但是，我们的精神是否有毛病，我们一般就不怎么关心了。我这里说的精神上的毛病，不是指精神失常那一类特殊的精神疾病。那样的毛病得靠医生来治。文人治不了。我说的精神上的毛病是指在国内文化环境中长大的人难免的一些毛病。这些病虽然死不了人，但留在我们的精神上，很难看，像头上长的疥子和疮。让我们自己都为之汗颜。而且，还会发展，发展得厉害了，这些“疥子”和“疮”就会恶化，成为我们的民族精神上的癌肿瘤。
如果我拿出一类“病例”来分析一下，也许可以让人们看清楚这些“疥子”和“疮”为什么丑恶，以及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下面，我拿出来讨论的病例是关于“信义”方面的病例：
90年代末，我和我的美国同事回国去讲学。其中一个同事买了一个公鸡闹钟。那闹钟上立著一个漂亮的“公鸡”。可那“公鸡”只叫了一天，第二天就死了，钟也停了，怎么敲打也不走，只好扔掉。另一个同事买了一把电动剃须刀。第二天早上拿来刮胡子，刮了一半，胡子还卷在里面，坏了。电动剃须刀就黏在脸上，甩也甩不掉。我的同事问我：怎么这样的东西也可以卖钱？我也很难为情。
到了21世纪，我又一次回国。发现几乎买所有的东西都要讨价还价，从中间砍掉一半去，才能讨论买不买。买一件两千块钱的电器要讨价还价；买一条两百块钱的裙子要讨价还价，买一斤两块钱的茄子也要讨价还价。那么，什么是真价格呢？货不真，自然价格也就不再可信。结果，大家都知道砍去一半才可能接近真价格。生意人却又不列出真价格。能骗童就骗童，能骗叟就骗叟。聪敏的买主不想被骗，就样样都要讨价还价，累得不行。
累归累，好歹讨价还价之后，你还能买回家一斤茄子。到我去年回国，事情变得更可笑。在北京郊外，有人盯住我兜售犀牛角，无论怎么推也推不掉。价钱从一千降到一百。我说，“这不是犀牛角，最多是牛角。”卖主不置可否，只是想把那角儿推销出去。我想：“得，一百块人民币买个牛角，就买吧，实在缠不过了。”於是，我就买了一个牛角。回到家，打开箱子。我那箱子里到处都是白粉，我的漂亮黑西装被染成了白西装。我无比奇怪，这满箱子白粉从哪里跑来的？结果，我发现我的牛角不见了。它从“犀牛角”降成“牛角，”又从“牛角”降成了“石膏粉”。这不成了公开行骗吗？
人们公开行骗的结果就是谁也不相信谁了。上个星期，我拿着我十多年前在国内办的离婚证书，请中国在美国的领事馆做一个英文公证。领事馆的人说：“不是我们不帮你做，是我们不能做。我们无法核实你这离婚证书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这怎么会是假的呢？证书上有一级地方法院盖得大红印呀！”领事馆的人说：“我们不知道那个大红印是真的还是假的。”
至此，我只能感叹：我们怎么堕落成了一个全民行骗的国家呢？
这种堕落就是我说的我们这个文化精神上的“疥子”和“疮”。它的根源可寻至远古。我们的伦理学鼻祖孔子指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2.22)。紧接著又说：“始吾与人也，听起言而信其行；今吾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5.10)。这样看来，不守信义的问题在我们的文化里由来已久，连我们的鼻祖也被人开涮过。於是，孔老祖宗退了一步，把人分成君子和小人，允许直罔共存，“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6.19)。不过讲清楚了君子喻与德，小人喻与利。於是，在中国做君子从来就很难，他们得当两面派。在君子的朋友圈子里，他们守信守义，为朋友两勒插刀。可走出圈子，碰见小人的时候，他们要么总是被骗，要么和小人一起对骗。这样，在中国的文化精神里，欺骗也在一定的条件下成为可以接受的东西了。这个道德空隙是从古留下来的。我们的实用伦理学没有办法填补它。到如今，突然间，中国变成了商品经济。君子们也不得不“喻与利”了。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君子们还讲“德”干什么？干脆大家都当小人。生命的意义被理解成一个非常实用的过程，过一天，捞一天，每人以自己的利益为信条，能捞到了“利”就是好猫。行骗可以带来利益，我为什么不能行骗呢？
如果允许个人把行骗也当作一种信条来实践，那么，这样的社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这是一个最没有自由的社会。也是一个不可爱的社会。
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信条行事，看起来是人人都自由，有了自主权，其实，谁都没有自由，也没有真正的自主权。就像排队是一样，有人说，我的信条是不排队，我不要服从那个次序。於是他开始插队。如果，张三的信条是不排队，李四的信条也可以是不排队呀。这样第二个人也可以来插队。如果这个社会里的每个人(不管君子和小人)都把“不排队”作为自己的信条，看上去这个社会很自由，人人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是，“队”却没了。没了“队”，没了次序，就成了谁有力气谁抢。权力大的人大骗，大抢；权力小的人小骗，小抢；没权力的人被骗，被抢，同时也互相骗，互相抢。普通人的基本权益都不能得到保障了。弄到后来，连一级地方法院的大红公章也可以是假造的，这个社会还有什么自由和次序？所以，有些信条，比如说为得到利益可以不择手段，是绝不能普遍化为社会信条的。
我们头上的“疥子”和“疮”，发展到如今，已经很难看，很糟糕了。我们实在不能再相信“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了。有些“德”是绝对命令，比如说：不能骗人。利用“骗人”抓到老鼠的猫，也不是好猫。是小人猫。成为经济上的巨人，道德上的小人，不是进步，是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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