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居民收入劳动收入增长偏低 国民收入5年左右翻番已具备条件

　　上调个税起征点、上调最低工资等事关居民收入的具体措施，常常会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话题。

　　近日,就收入分配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以及改革阻力、方向等问题，本报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进行了专访。苏海南透露，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内应该会出来。

　　正视贫富差距拉大问题

　　问：有报道说，收入分配方案目前仍处于研究和起草阶段。您能否告诉大家，收入分配方案什么时候能够出台？收入分配改革如再久拖不决，会有什么后果？

　　苏海南：收入分配方案今年内应该会出台，因为中央提出有关方针已有几年了，现实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现在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拉大是公认的、不争的事实，如果再不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会导致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

　　收入分配领域的很多问题，已引起老百姓的不满。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维持在３．３倍左右，行业间差距最高达到了１５倍之多；１０％的最高收入户与１０％的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相差２０多倍，少数金融国有企业高管的年薪水平是社会平均工资的１００多倍，而个别企业高管的天价薪酬是社会平均工资的２０００多倍。

　　另外，部分企业存在拖欠、克扣工人工资的情况，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普遍存在，一些垄断性企业享有高水平的津贴补贴、福利待遇，与一般用人单位拉开了不合理差距。而且，二次分配制度也不完善。比如用于民生建设特别是社会保障方面的额度不够大，转移支付给农村、贫困地区的资金还不够多，且并没有完全将其分配比例制度化。这些问题必须加快解决。

　　问：您认为导致当前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拉大的根源何在？

　　苏海南：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等环节不合理造成的制约和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不合理放大了由生产力不平衡、自然资源等客观条件形成的收入差距，成为收入差距不合理的主要根源。二是经济社会体制存在弊端的影响和制约。经济社会体制存在的弊端进一步恶化了收入分配的突出问题，扩大了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差距，成为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深层次根源。三是收入分配体系不健全问题的制约和影响。收入分配体系涉及一次、二次、三次分配领域，时至今日，该系统还存在不少缺陷。收入分配体系不健全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直接原因。

　　国企利润上缴要合理

　　问：您说过，“少数人、少数单位、部门或行业通过资源垄断、行政权力、市场独占、特殊身份等非劳动因素，捞取了不公平、不合理的利益，这些成为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阻力。”请您分析一下这种改革阻力的具体形成机理。

　　苏海南：有些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需要国有垄断经营，这是可以理解的；有些竞争性领域仍然有国有企业暂未退出也是可以接受的；国有企业普遍得到政府关照，也是难免的。但是如果国有企业不相应地建立合理的利润上缴制度，把占用国家资源等获得的收益都看成是本单位的，这显然是错误的，也是不公平的。

　　那些通过行政权力、资源垄断、市场独断、特殊身份等非劳动因素获得的利润，如果不被剔除，反而成为国有企业人员的收入之源，显然不公平、不合理。这给相关的主管部门提出了新的要求，一定要出于公心，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参与有关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同时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加强对既得利益集团不公平、不合理收入的调控。各有关主管部门绝不能站在自己部门的角度，更不能站在自己分管的既得利益集团的角度，来阻挠收入分配改革新政策的出台。

　　问：国企利润应上缴的比例在多少合适？如何确保其上缴的利润用于民生需求？

　　苏海南：现在是上缴５％到１０％的利润额度，首先我觉得这个比例肯定是低了，应该提高；其次是提高比例后上缴利润和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的收益，都应该明确主要纳入社保基金或者其他用于民生的转移支付账户里面。而且，所上缴的每一笔利润使用的来龙去脉，都必须有明确的记录，要让人大代表能够看得懂，以便更好地履行他们的监督职能，确保这些钱主要用于民生建设。

　　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问：有人提议，中国也应该搞“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您对此怎么看？

　　苏海南：这个我们是可以借鉴的，毕竟日本当年做了，效果还不错。中国现在应该说基本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应该在“十二五”规划或者政府的工作计划里面，酌情考虑或者采取类似的做法。如果年均工资增长１５％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所以，经过测算以后，不妨也可以提出这样的目标。但是要讲清楚，这是一个宏观的大盘子，在具体落实的时候，不是人人收入都翻一番，只能力争大多数人收入有大幅度增加。

　　问：您说我们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具体体现在何处？

　　苏海南：中国的ＧＤＰ增速现在还在８％以上，最重要的是中国人均ＧＤＰ已经达到了４０００美元，已经是偏低中等收入国家了，而且到２０２０年，要实现全面小康，所以，我们有责任、有能力让老百姓收入增长得更快一些。这些年，总的来看，居民收入增长、劳动收入的增长是偏低的，是低于ＧＤＰ和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水平的。这几个因素的累加，再加上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早就明确要提高两个“比重”，要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老百姓有这个热切的期盼，因此我们现在做这样一个“倍增”的安排，不管是对外宣布或者是内部掌握，都是应该予以考虑并做出决策的。

估计茅台可以卖到1500了，大家开始踊跃购买茅台吧

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

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5年，与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

英国金融时报：

劳动报酬在GDP中所占比重如此之低，使中国成为历史上最“资本主义的”大型经济体。如果不扭转这一局面，向消费驱动经济的必要转型就不会发生。相反，中国的需求将继续依赖于飙升的投资。但这样造成的高资本密集度，也是劳动报酬在GDP中所占比重下降的一个原因。

反正只知道最近钱老是不够用！

吴敬琏： 经济转型说了27年 何时能够真正转变

1959年苏联制定一个计划，要15年赶上美国。制定之后他们发现GDP总量和美国的差距缩小了，但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增加。
GDP的增长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增加更多的资源投入，另外一个来源是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这是可以推算出来的。苏联的增长率确实比美国高，但主要依靠资源的大量投入，而美国和西方国家在19世纪后期第二次产业革命时，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
中国一直沿用着这种靠投入来增长的方式，这种增长方式造成很大很严重的问题。

富士康再加薪或促台商重新布局 产业利润重分配
路透社 2010年06月08日07:50　记者 董永年

　　路透台北6月7日电---台湾鸿海在短短一周内,大幅调升旗下富士康集团员工薪资逾一倍,料迫使台商加速迁往大西部或转向东南亚,寻求更低廉的劳力来源.整体产业链亦将面临利润重分配压力,此前利润丰厚的苹果、惠普等的获利均可能下调.

　　才刚刚大幅上调基本薪资三成,全球最大消费电子代工厂商--鸿海于周日晚间又宣布,旗下富士康科技集团位于深圳的工厂,若是新进作业员通过三个月试用期,其月薪将由1,200元人民币大幅上调至2,000元人民币,调薪幅度逾66%.

　　针对富士康调薪的大动作,台湾区电机电子公会副总干事罗怀家称,"这让厂商压力很大,你看电视上那些大老板们都笑不出来了,....毕竟富士康是前段班的好学生,他都调了,其他人有不跟进的道理吗?"

　　倘若加计提供员工食宿与社会保险的费用,鸿海相关人士表示,光是花在一名生产线新进员工的成本,即超过3,000元人民币.这数字已经与台湾最低基本工资约17,280台币接近.

　　鸿海再次调薪,持续引发投资人惊恐而抛出手中持股.周一该股暴跌5.62%报117.5台币,跌至10个月低位.而在香港上市的富士康国际则在早盘初段下跌5.51%后暂停股份交易.

　　富士康近期因为在深圳的厂区频频发生员工跳楼意外,引发全球舆论的关注.今年以来,富士康已知发生12起员工跳楼意外,共造成10人死亡,2人受伤.

　　另觅水草地

　　其实,当鸿海在首度宣布加薪时,台湾的科技大厂们就已嗅出不寻常的味道.替惠普代工笔记型电脑的英业达董事长李诗钦即对媒体表示,将加速移往内陆,英业达重庆厂区的建置顺利进行,预估11月就会开始进入量产阶段.

　　全球笔记型电脑代工龙头厂商--广达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梁次震也精算地称,"华东地区的基本月薪是1,120人民币,但是重庆只有700以下."

　　在大陆雇有35,000名员工的全球最大电脑键盘制造商--群光,也准备前往重庆觅地建厂.

　　"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途径,我们当然会受冲击,但是要赶快调整."该公司执行副总吕进宗说.

　　会员的产值及出口值约各占台湾总值一半的电机电子公会,则准备号召旗下4,000家的科技厂商会员,重启南向发展的政策.

　　罗怀家称,大陆投资环境已经产生剧烈变化,沿海省分不再是廉价投资的地区,"东南亚与印度等劳力成本低廉、并富涵天然资源的国家,将是市场与原料均在外的台商,可考虑的迁厂地点."

　　产业链获利缩水

　　鸿海已先预告,大幅加薪後,将可减少部分员工必须加班的个人需求,而且许多员工都可自由决定加班与否.这也显示,以往靠24小时生产线不断运作的高生产效率模式,可能会有所修正.

　　这项决定,也再次让专业投资机构跌碎眼镜,并赶忙修正对鸿海,甚至是整个科技产业的获利预期.

　　瑞银证券分析师颜子杰就表示,上周鸿海首度宣布调薪三成时,就已将该公司今年的获利预估下调21%,这次调薪幅度更大,"获利下调可能还要乘以二.此外,其他ODM厂商(委托设计制造厂)的获利也会因此下修二至三成."

　　元大证券研究部主管陈丰丰则指出,除了代工厂面临压力外,其下游客户也难逃共同承担成本上扬的责任.

　　"若富士康薪资上调一倍,则对客户的代工报价将上调1.5-2%.这对获利率高的苹果影响或许不大,但对靠薄利多销的宏基、联想而言,营业利润率至少下滑1%."

　　"这是整个产业链利润均等时代的来临."鸿海发言人丁祈安则如此表示.(完)

中国不需要“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吴庆

　　中国传媒最近报道，有人提议，中国也应该搞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对此提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官员作出了积极回应。

　　我认为，政府对市场的每一次干预都出于善意，看起来都合情合理，但是在绝大多数时候，干预都加剧了市场扭曲。“中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如果不是一纸空文的话，很可能会导致增加劳动力市场的扭曲。

　　中国是一个人口和劳动力大国。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和城市都有大量剩余劳动力。这既是中国经济的优势，更是沉重的包袱。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廉价的劳动力一直是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优势之一，也确实成功地吸引了产业跨国转移。然而这一优势一点儿也不值得骄傲，因为“低工资”和“不发达”是一回事儿，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成为中国政府下定决心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在改革开放的头三十年里，制造业较高的劳动报酬和相对较好的工作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加入到进城打工的队伍。非常巧合的是，沿海地区面向世界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迅速，新的生产线为外来打工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就业岗位。国内要素与海外市场的结合导致了沿海地区迅猛的经济增长。

　　然而，快速增长的劳动力大军抑制了工资上涨，农民工报酬的增长速度甚至赶不上所在城市生活成本的上涨速度。因此，农民工在城市里的生存质量在2004年以前是下降的。其次，异地就业者迟迟享受不到某些基本服务，例如不能同等享受当地市民的公共福利，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也还没有实现全国统一。劳动者如果跨省转移其个人账户内的养老保险基金，将损失企业为其缴费部分的40%。最后，现在的农村青年有其他机会到城市见世面，不必为了见世面而进城打工。于是，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动力降低了很多。

　　在当前的工资水平和社会福利制度条件下，剩余劳动力优势有可能已经消耗殆尽。几年前的农村调查就发现，大量劳动力转移导致一些劳动力流出地区只剩下未成年人和老年人，农民工的数量增长已经不可能保持原来的速度。这预示中国经济已经接近了“刘易斯拐点”，劳动报酬有可能会加速上升。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长期研究人口与劳动力供给问题的蔡昉教授不久前提供的数据，中国农民工的工资在过去10年的最初几年增长了2%至5%，在2004-07年期间增长大约7%，而去年猛增了16%。来自温州的消息也显示，今年当地多数工厂的工资已经上涨了20%。

　　总之，当前正在发生的农民工工资大幅上升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尽管如此，中国工人当前的薪资水平仍仅相当于墨西哥的三分之一、巴西的四分之一，国内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企业仍然具有成本优势。因此我们可以预期，市场机制还会继续推动农民工工资上升。如果总的经济形势平稳，工资上升速度很可能不会低于2004-07年间的7%。这样，10年之内倍增是有可能的。但是，持续增长的工资水平也会更大规模地动员劳动力转移，因此工资上涨不会持续过快。

　　目前讨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时候，引起最多关注的是工资水平。那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对农民工的工资上涨能起什么作用呢？

　　如果“计划”规定工资翻番的时间是十年或者以上，那么在正常情况下，政府没有必要为实现这个目标做任何事情。因此，除了比正常情况更加保守地预测未来之外，这个计划毫无意义。

　　如果这个“计划”确实要发挥促进工资增长的作用，例如规定“年均工资增长15%、五年翻一番”，那就必须赋予政府更多的资源与新的手段去实现这个目标。在政府努力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一定会造成新的市场扭曲，并且造成额外的风险。如果工资上升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企业的竞争力是会降低的。如果企业的竞争力持续降低，有可能导致订单转移、工人失业，与所谓“倍增”目标背道而驰。

　　一般来说，由于具有信息不对称、谈判地位不对等、价格粘性等特点，放任的劳动力市场远非完美，政府可以有所作为。中国当前的劳动力市场就更不完善，政府在制度建设方面大有作为。例如上文提到，异地就业的工人享受不到当地居民的福利，跨省就业的人甚至不完全拥有自己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里的钱。这些制度严重障碍了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减少了劳动力供给。而改变这些基本制度是政府的责任，而不应该直接干预价格。

　　总之，对治市场扭曲的原则应该是消除导致扭曲的干预，而不是用新的干预对付已有的干预。

　　

吴敬琏最近提三担忧：
担忧中国像日韩一样陷入债务危机；
担忧权贵资本经济在中国抬头的威胁；
担忧中国制造业因为升级速度不够快而陷入危机。

“体制改革涉及既得利益问题，会有很大障碍。但政府要有政治远见，为了长治久安，要牺牲关联队伍中的某些既得利益。公民要去推动改革、去监督政府。”吴敬琏说。

叶檀：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要向权贵开战

　　中国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箭在弦上。只要国民收入倍增，才能拉动内需，才能让社会保持橄榄型的稳定结构。

　　外向型经济遭遇瓶颈，而内部经济效率在下降。2009年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对应的GDP，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超过3的水平下降到1.5，A股市场的ROA从10%的水平下降到2%。如果缺乏深度改革，中国的经济增长将走入死胡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从房地产到国民收入分配，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

　　我们动辄把中国与深处于泡沫陷阱中的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相比，事实上，目前的中国是泡沫日本与工业化之初的日本的结合体。

　　一战前后的日本，建立起了大财阀统治的市场机制与赤贫的产业工人群体。虽然当时的日本跻身于强国之列，但无法解决内在的矛盾。

　　二战失败后，日本经济逐渐复苏，在经历长期增长后，日本经济再次进入瓶颈。上世纪60年代初，日本经济进入“锅底萧条”阶段，其原因是经济存在农业与工业、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的双重结构、过度依赖投资、人口红利即将结束、个人消费不足等诸多问题。上世纪50年代，日本全国掀起经济体制转变的大讨论，以后这场讨论成为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理论基础。所谓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事实上，并不单指国民收入，而是包括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内需、淘汰落后产能、增加国民福祉等环环相扣的几个部分。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际上是日本政府铁腕打散财阀的过程，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是迅速地把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从而谋求通过增加就业，实现完全就业，大幅度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而手段主要包括，在计划实施过程中必须缩小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相互之间以及收入阶层之间存在的生活上和收入上的差距，以期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得到均衡发展。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成功的，从1960年到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多。到1973年，国民收入增加了2倍。因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的经济结构最终稳固，成为超级经济大国，更重要的是，日本国内诞生了一个强大且稳定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

　　到上世纪80年代，日本再次面临经济瓶颈，突破的办法是高估资产价格，使日本成为天字第一号的资产大国，而日本人一开始是当作经济复兴的号角鼓掌欢迎的。在后工业时代，当内需被彻底掏空，而高估的资产价格又让日本人为了虚幻的资产一辈子当苦力时，泡沫破灭就是盛宴结束的时候。日本的资产泡沫耗尽了实体经济的余荫，资本镀金时代恶化了贫富差距。如谢国忠所说，如今的日本，人均国民收入已经下降到世界第19位，而且是一个存在巨大贫富差距的社会，相对贫苦率仅次于美国，列世界第二位。作为日本改革的象征，新上任的自民党曾承诺，在2010财政年度下半年度实现2%的经济增长率，家庭收入平均增加100万日元（约合1.06万美元），10年内把人均国民收入提升至世界最高水平。但提高人均收入曲折而漫长。

　　中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正处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拉动内需的关键时刻，劳资冲突与市场在劳动力并不缺乏下的民工荒，说明以往的模式无法持续。但是，对于中国而言，由于是工业化初期与泡沫时代日本的结合体，面临着双向作战的困境，一方面要向权贵开战，另一方面要控制泡沫。对于中国而言，如果畸形的收入分配体系不改变，那么，由政府强令提高最低工资制就会演变成一场通胀下财富重新分配的数字游戏，由于资本市场的控制权与分配能力极高，最终最低工资制会经由资本市场等通道重新回到富人的手中。除了最近两年，农民工过去10年上涨的工资，刨去通胀后，并未真正上涨。

　　也许对于中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而言，真正的困难，在内部是抑制垄断企业，通过税收手段给中小企业减负，同时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外部是保持人民币的信用，争取货币主权与资产定价权。这并不容易，从目前的资源税等税费改革看，基本属于征一补一的平衡法，而在外部争取货币主权、在内部减少对发钞的兴趣，更是政府对自己欲望的克制，需要多方的激烈博弈，才能定型。

打游戏的时候，资源是重要，甚至说最重要的比拼基点。

媒体称让公务员收入率先倍增值得推广
以下文章为中国青年报冰点时评文章：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我国收入分配方案今年内应该会出台，中国现在基本具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条件，工资可年均增长15％以上。苏海南在透露这一喜讯时又话锋一转，“但是要讲清楚，具体落实的时候，不是人人收入都翻一番。”那么，是哪些群体的收入能率先垂范？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杨志勇作了注解，政府的作用在于率先增加公务员工资，并带动企业等社会阶层向政府部门看齐。

此说引来一片争议，王强先生直指这是恶化社会公平、扩大贫富差距的痴人说梦。笔者第一时间也是嗤之以鼻，条件反射般以为又是“何不食糜肉”一类的专家雷语。正气得辗转反侧之际忽恍然大悟，先生所言，当是切合实情的肺腑之言，跟茅于轼(博客)先生“替富人说话，帮穷人办事”的良苦用心一脉相承啊。因为先让州官放火，百姓才可点灯，只有先让公务员加薪，才有百姓涨工资的份儿。

且看，陕西神木免费医疗实行一年后，县委书记郭宝成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这一举措让政府大赚，“花了1．5个亿，把老百姓看病的问题解决了。”在谈到成功之道时，郭宝成介绍，干部的医疗保障几乎保持了原来的水平，而职工和农民的保障水平都与干部同一个水平上了。“神木医改谁吃亏了？”“公务员没吃亏，占了点小便宜，农民占了大便宜。”有些医生现在明显收入增加了。

神木医改的成功，是建立在谁都没有吃亏的现实之上的，皆大欢喜方有普天同庆啊。民政部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说得更透彻，外界总有“深层次的改革需要触动既得利益”的说法，吓退了一部分人，但从神木医改来看，并不是以削弱既得利益为抓手，而恰恰是放大既得利益，改革每深入一步，老百姓和官员得实惠一步，这是需要大家重新思考的地方。

这话真是高屋建瓴，一针见血。多年以来，看病贵、住房难、上学难等三大问题一直解决不好，包括拆迁征地引发的社会问题此起彼伏，也不见改变，症结何在？根子都在于“深层次的改革需要触动既得利益”的说法吓人呐！与虎谋皮，难度何其之大，学会与狼共舞，共存共荣才是妥协之道。所以，从神木的经验我们不难看出，要让我们的收入有所增加，惟有公务员的收入先倍增，这叫“放大既得利益”，官员得实惠一大步，百姓方可得实惠一小步。不先交足官员的，剩下的哪能归自己。

君不见，各地的经适房小区，陕西眉县也好，山西忻州也好，哪一个不是公务员先占先住，医改如此，住房如此，车改也是如此。不让公务员一个月拿大几千块的车改补贴，车改就流产给你看。个别地方招生也是只招干部子弟，招干也是公务员子女内定，此类新闻屡屡见诸报端，皆说明公务员优先的客观现实是胳膊扭不过大腿，惟有识时务者为俊杰。此次收入倍增，公务员自是当仁不让，舍我其谁。要不然，手握政策制定大权的公务员阶层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后果可想而知。公务员一薪不加，何以加天下？

再说了，企事业单位的工资参照公务员，这也是中国特色。让公务员先做加薪的示范，就乐观其成吧。人家吃上肉了，我们也可以吃点青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