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茅台谈节约人事局长不干人事 
      •洪巧俊

    这是一个“雷言”的时代。这不，“雷言”又诞生了：节约，才去喝茅台！
    据《华西都市报》9月21日报道，四川剑阁县人事局局长曹正直在渔庄请客，自带的两瓶茅台下肚仍不尽兴，便令饭店老板又从严老汉店里买来一瓶，结账时嫌价高，便以该茅台是假酒为由寻衅闹事并动手打人。而办公室主任袁术健解释却是：“曹局长主要还是想节约用钱，人事局花钱很紧张的，修房子等还有欠账。”
    的确，有时生活比小说还精彩，还有哪个作家能创作出如此精辟且富有生活味的的“雷言”来？还有哪个演员能有如此高超的表演水平，给老汉两巴掌后说出这样好的台词来？ “我是人事局局长曹正直！”这声音听起来咋就如《闪闪的红星》里的胡汉三说的“我胡汉三又回来了！”那样令人愤然。这那像一个“干人事”的人干的事，倒像一个流氓恶霸的作为。
    应该说，曹正直局长有愧他的大名，一点也不正直，喝贵重酒还嫌贵，又不甘付钱，便耍无赖，说人家的酒是假的。既然你说人家的酒是假的，也应举报到工商、质检部门，那也不是你人事局管的事情，就是你人事局管的事，你一个人事局长也不能打老汉两耳光？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堂堂一个局长，喝酒不但不给钱，蛮横无理还打人，这就难怪网友要叫“曹蛮横”了。不过我想，这样一位整天把自己泡在茅台酒里的“人事局长”，又能干多少正事和“人事儿”呢？
    当然曹局长嫌茅台酒贵，也有他的苦衷，喝惯了茅台酒的局长大人或许根本就不知道茅台酒的价格，别看一个穷县的人事局长，一般来说，名酒名烟是不用自己掏钱买的，不是有句顺口溜说：“工资基本不动，烟酒基本靠供”吗？局长大人在家里喝酒靠别人供，在外面喝酒由单位报销，局长大人只管喝，哪知一瓶茅台酒是农民的半头牛？那位办公室主任袁术健对茅台酒的价格就非常清楚，知道哪个商店酒馆茅台酒的价格，就连当地最豪华的酒店“剑门大酒店”也知道才850元一瓶，或许有人问，办公室主咋就怎么了解酒价？因为人事局领导赴宴，大都是由办公室主任陪同结帐的。由此可见，剑阁县人事局又是怎样花天酒地的？
    一顿饭喝了三瓶茅台，如果按900元一瓶就是2700元，还说是“曹局长主要是想节约用钱”。局长要节约，就去喝茅台，这种逻辑真要把老百姓“雷”死！如果局长不想节约，那么局长大人要喝什么，是人头马，还是路易十三？
    领导是可以打老百姓的，但百姓不要说打领导，就是骂也不行，否则就要定罪。本月《新京报》) 9月4日报道，安徽灵璧县一名居委会主任王涛酒后骂了镇党委书记和派出所所长，最终被公安局以涉嫌“侮辱罪”立案。当地公安机关还将该居委会主任列入了网上追逃名单，而该主任一直在外躲藏，成了一名“在逃嫌疑人”。我在《决不能让“骂领导就定罪”成为一种惯例》一文中说， 领导是千万骂不得的，骂领导就要被治罪坐牢。不过，领导是可以骂老百姓的，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领导因骂了老百姓而被立案，可见官民之差别。
    有人问，民怨是怎样炼成的？这种官民差别就是最好的诠释。

网友谈从茅台酒看官员腐败（视频）

http://v.163.com/video/2009/4/O/6/V565Q0TO6.html

当晚官员点了50年茅台一瓶,后来不够又喝了两瓶。


大陆官员习惯“被公关” 公关场合开腐败之门

　昨天《第一财经日报》社论讨论了公权力与公信力的话题。手头刚好收到最新一期台湾《直销世纪》杂志,看到老朋友、发行人李久慈写的《同样是公关,两岸大不同》一文,不禁想到了公仆与公关的问题。

　　久慈文中讲到两个例子。一是,一家公司董事长请某位大陆官员吃饭,该官员有个本领,一试就知道茅台酒是真是假。当晚官员点了50年茅台一瓶,后来不够又喝了两瓶,一瓶1万多元,当晚总共花了7万多元,折合新台币35万元。

　　第二个例子是《直销世纪》前不久参与主办亚太直销论坛,大陆方面来的公司都很满意,尤其对主办方能邀请到台湾“公平会”的官员,感到很有面子。一家大陆的直销公司要到台湾办千人旅游活动,有一场大活动,希望邀请台湾方面的官员出席,问久慈能否帮忙,并关切地问需要多少钱。当得知不必花钱时,他瞪大了眼睛。

　　我和久慈因为都研究直销的关系,多年前相识。他说的两个例子,我以为都是真的。当然我并不认为台湾的官员个个都廉政,这是只要看看陈水扁一案就可证伪的。不过,我同意,在大陆,公关已经成为很多企业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而不少官员也都习惯了“被公关”,喝几瓶陈年茅台不足为奇。

　　之所以推荐《同样是公关,两岸大不同》一文,是我想到,这些年大陆惩处的很多腐败官员,其迈向贪腐的第一步,往往就是从酒桌、夜总会这样的公关场合,从“无伤大雅”地吃吃饭、喝喝酒、唱唱歌、洗洗澡、收点“手信”开始的。就像当年赖昌星所说的,“我不怕你有信仰,就怕你没有爱好。”作为被公关的对象,金钱、美色都等着候着,你只要稍微开条缝,公关高手们就能挤出一扇门。

　　当公仆,还是当官老爷？为民奉献,还是为己谋利？有时候,就是一念之间啊。

躲在毛泽东眼皮底下的腐败：王洪文喝茅台

　　毛泽东晚年，想用提拔工人农民进入国家领导核心的办法，体现他的反修理想。山西农民陈永贵，当了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陕西纺织女工吴桂贤，经周恩来提名当选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本来是张春桥引荐给毛泽东的，毛泽东却对张春桥当面说：王洪文做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他的条件比你我两个优越，我们要了解工农兵，还要搞调查研究，他自己做过工，当过兵了，已经具备这种条件。毛泽东一度安排王洪文当自己的接班人，在中共十大提名他当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名第三位，在周恩来之后，康生、叶剑英之前。


　　其实，工农出身，并非预防腐败的保证。不论什么出身，只要掌握不受制约的权力，都有导致腐败的可能。当时，这些从基层提上来的高级领导干部，并没有享受高工资。吴桂贤原来月工资67元2角，到中央工作后还是67元2角。参加国务院会议喝一杯茶要交1角茶叶费，吴桂贤原来不知道这个规矩，就喝了茶，知道这个规矩后，就说自己不爱喝茶，只喝白开水了。陈永贵原来没有工资，在大寨挣工分。大寨每个工1元5角，一个月出满勤是45元。陈永贵除了继续挣大寨的工分外，山西省每个月补助他100元。中央每天也给陈永贵1元2角的生活补助，一个月36元。陈永贵在消费上也比较克制，接见外宾收到一些计算器之类的小礼物，他都上交。


　　王洪文原来月薪68元。当了中央副主席以后，并没有量入为出，自我克制，而是利用职权，鸟枪换炮了。王洪文爱打猎，爱钓鱼，爱看电影过路片，爱请客。1974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开了三天，他就宴请上海的中央委员两次。一次是从上海“莫有财”菜馆调去厨师做中餐，一次是把锦江饭店的名厨调去做西餐。上海方面也给王洪文生活补助，具体数量，连市委书记徐景贤都不清楚。徐景贤1975年3月10日给张春桥、姚文元写信，告了王洪文一状。信中说：“据敬标自己说，洪文同志处是每个季度送些钱，秀珍、祖敏等是逢年过节‘补助’一些，并说是经马老同意的。我曾经问每次给的具体数字多少，他吞吞吐吐地说有几百元，始终未说明具体数字，并说是洪文同志打电话来要的。连敬标自己也说：‘恐怕太多了！’”徐景贤提到的“敬标”是张敬标，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厅主任，“马老”是马天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当时的第一书记由张春桥兼任。


　　王洪文爱喝茅台酒，被捕以后还从他的办公室酒柜里发现不少整瓶茅台酒。当时的茅台酒在市场上买不到，价格也相对较高，1瓶6、7元钱。王洪文如果用自己的工资喝茅台，一个月工资只够买10瓶酒。但当时人民大会堂举办国宴，每次国宴结束后，都要把瓶中剩下的茅台酒并在一起，然后重新装瓶内部供应，一两块钱一瓶。王洪文看中这个机会，去买了许多次，一些人知道后就很看不起他。王海容、唐闻生甚至说：“他要到我们这里来占什么便宜，没门。”


　　当时的制度对官员公款吃喝限制得很严，但王洪文找到了变通的办法。徐景贤的回忆录《十年一梦》揭开了这个秘密。王洪文安排他在工总司的小兄弟马振龙当了上海市轻工局党委副书记兼革委副主任，直接掌握了试制试用产品的大权。王洪文去北京以后，马振龙就源源不断地给王洪文送试吃、试用的产品，从香烟、酒类到糖果、罐头、从手表、照相机、打火机到录音机、电视机，连王洪文设宴用的高级瓷器、玻璃器皿等，都由马振龙送去。高档食品、家用电器、日用百货、渔猎用具一应俱全的上海市轻工局，成了王洪文直接控制的物资供应站。而马振龙也越来越受到王洪文的重用和提拔，不但当了四届人大代表，而且经王洪文批准，连续到日本、阿尔巴尼亚等国访问。一番投桃报李的交换，使王洪文有了物质基础，过上了神仙般的生活。


　　现在，有人以为当时的官场都是两袖清风。其实，当时的情况因人而异。有的高官确实廉洁自律，但有的高官以权谋私也不含糊。权力天生有一种自利的冲动。绝对的权力就意味着绝对的腐败，作为一条政治学规律，在那个时代照样生效。王洪文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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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瓣 网易微博 字号：T|T1973年八大司令员对调 王洪文点不动许世友 毛泽东选邓小平接班：对王洪文由希望变失望 王洪文婚事解密：入狱后妻子每年国庆仍探望 许世友当众大声训斥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

　　毛泽东晚年，想用提拔工人农民进入国家领导核心的办法，体现他的反修理想。山西农民陈永贵，当了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陕西纺织女工吴桂贤，经周恩来提名当选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本来是张春桥引荐给毛泽东的，毛泽东却对张春桥当面说：王洪文做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他的条件比你我两个优越，我们要了解工农兵，还要搞调查研究，他自己做过工，当过兵了，已经具备这种条件。毛泽东一度安排王洪文当自己的接班人，在中共十大提名他当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名第三位，在周恩来之后，康生、叶剑英之前。


　　其实，工农出身，并非预防腐败的保证。不论什么出身，只要掌握不受制约的权力，都有导致腐败的可能。当时，这些从基层提上来的高级领导干部，并没有享受高工资。吴桂贤原来月工资67元2角，到中央工作后还是67元2角。参加国务院会议喝一杯茶要交1角茶叶费，吴桂贤原来不知道这个规矩，就喝了茶，知道这个规矩后，就说自己不爱喝茶，只喝白开水了。陈永贵原来没有工资，在大寨挣工分。大寨每个工1元5角，一个月出满勤是45元。陈永贵除了继续挣大寨的工分外，山西省每个月补助他100元。中央每天也给陈永贵1元2角的生活补助，一个月36元。陈永贵在消费上也比较克制，接见外宾收到一些计算器之类的小礼物，他都上交。


　　王洪文原来月薪68元。当了中央副主席以后，并没有量入为出，自我克制，而是利用职权，鸟枪换炮了。王洪文爱打猎，爱钓鱼，爱看电影过路片，爱请客。1974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开了三天，他就宴请上海的中央委员两次。一次是从上海“莫有财”菜馆调去厨师做中餐，一次是把锦江饭店的名厨调去做西餐。上海方面也给王洪文生活补助，具体数量，连市委书记徐景贤都不清楚。徐景贤1975年3月10日给张春桥、姚文元写信，告了王洪文一状。信中说：“据敬标自己说，洪文同志处是每个季度送些钱，秀珍、祖敏等是逢年过节‘补助’一些，并说是经马老同意的。我曾经问每次给的具体数字多少，他吞吞吐吐地说有几百元，始终未说明具体数字，并说是洪文同志打电话来要的。连敬标自己也说：‘恐怕太多了！’”徐景贤提到的“敬标”是张敬标，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厅主任，“马老”是马天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当时的第一书记由张春桥兼任。


　　王洪文爱喝茅台酒，被捕以后还从他的办公室酒柜里发现不少整瓶茅台酒。当时的茅台酒在市场上买不到，价格也相对较高，1瓶6、7元钱。王洪文如果用自己的工资喝茅台，一个月工资只够买10瓶酒。但当时人民大会堂举办国宴，每次国宴结束后，都要把瓶中剩下的茅台酒并在一起，然后重新装瓶内部供应，一两块钱一瓶。王洪文看中这个机会，去买了许多次，一些人知道后就很看不起他。王海容、唐闻生甚至说：“他要到我们这里来占什么便宜，没门。”


　　当时的制度对官员公款吃喝限制得很严，但王洪文找到了变通的办法。徐景贤的回忆录《十年一梦》揭开了这个秘密。王洪文安排他在工总司的小兄弟马振龙当了上海市轻工局党委副书记兼革委副主任，直接掌握了试制试用产品的大权。王洪文去北京以后，马振龙就源源不断地给王洪文送试吃、试用的产品，从香烟、酒类到糖果、罐头、从手表、照相机、打火机到录音机、电视机，连王洪文设宴用的高级瓷器、玻璃器皿等，都由马振龙送去。高档食品、家用电器、日用百货、渔猎用具一应俱全的上海市轻工局，成了王洪文直接控制的物资供应站。而马振龙也越来越受到王洪文的重用和提拔，不但当了四届人大代表，而且经王洪文批准，连续到日本、阿尔巴尼亚等国访问。一番投桃报李的交换，使王洪文有了物质基础，过上了神仙般的生活。


　　现在，有人以为当时的官场都是两袖清风。其实，当时的情况因人而异。有的高官确实廉洁自律，但有的高官以权谋私也不含糊。权力天生有一种自利的冲动。绝对的权力就意味着绝对的腐败，作为一条政治学规律，在那个时代照样生效。王洪文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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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酒揭开驻京办是腐败源头 （视频）

http://v.ifeng.com/opinion/china/200904/f80a0818-3215-47c2-a883-24bfb551c226.shtml

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生活物品尚不丰富，茅台酒、中华烟都是送礼佳品。


中国腐败官员受贿物品变迁录：由烟酒到房产

　　从烟、酒到汽车、房产，随着经济的发展，贪官的胃口越来越大，受贿手段越来越隐蔽。

　　1990年：烟酒电器

　　“一箱杜康酒，每瓶都只剩下半瓶了。不舍得喝，都挥发了。”将近20年过去了，北京房山区检察院反贪局的赵志国仍然清晰地记得，他们在一名涉嫌受贿被告人家里发现这箱酒时的震惊。

　　当时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生活物品尚不丰富，茅台酒、中华烟都是送礼佳品。侦查人员从贪官家里搜出高级烟酒是很平常的事情。尽管一瓶茅台酒作价是两三百元，但当时量刑起点也低，只有2000元。

　　据统计，我国1980～1988年查处的3起高官案件中，案值都很少，其中一起是收受西服、收录机等物品；而另外两起分别受贿2万元和1.2万元。到了1989～1992年，作案金额平均也才是2万元。

　　1992年之后，随着市场开放搞活，让中国人耳目一新的西方电子产品涌入。音响、录像机、彩电成为热门货的同时，也成为行贿物品。

　　某厂供应站杜某因为收到对方送的一台18寸索尼彩电，感觉对方“出手太大方了，够意思”，激动之下铤而走险。

　　当时，国产品牌牡丹、金星是电视两大主要品牌，进口彩电需要持有特别的指标才可以购买，而且必须使用外汇券，一般老百姓难以问津。其他电器，尤其是进口家电因此成为送礼佳品。翻看上世纪90年代受贿案例，几乎个个能看到家电的影子。

　　泰安市市委副书记孔庆祥收受的贿赂中，几乎都是家用电器：微波炉、彩电、录像机、电冰箱、洗衣机等。这些目前普通家庭也感觉是“毛毛雨”的物品，在当时折合人民币23万元，他因此被判处无期徒刑。

　　1998年：现金为王

　　199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受贿量刑起点上升为1万元。水涨船高，但受贿者的胃口已经大开，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一两万元“都送不出手”，现金开始走向主流，并向大额发展。

　　这个时期的市场经济已经开始活跃，凭票买彩电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人们对生活物品的追求欲望降低，金钱欲望上升。因为当时体制没有打破，所以贫富差距不大，贪官们自然不敢收受显眼的物品，所以收受现金逐渐成为主流，价码由几万上升到几十万。

　　这个时间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慕绥新。他从1993年4月至2000年12月间，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合计人民币796.34万元。其中，大部分是人民币、美元、港币等现金。

　　从这个时间开始，现金成为受贿名单上的必备项目，只不过数额不断刷新，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现金受欢迎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不容易被查出。

　　据说，具有一定反侦查意识的“中国第一贪纪委书记”——曾锦春使用的就是这个方法，他知道现金比银行转账更为安全。行贿者都知道他的这个习惯，所以用编织袋装现金成为一景。一个叫首清文的矿主贿赂曾锦春共计人民币710万元，每次送钱都是提着一个装现金的编织袋，最高一次是50万元。

　　还有一个夸张的案例是，侦查人员曾从贪官南京市栖霞区原区长助理、迈皋桥街道原工委书记潘玉梅的父母家，搜到现金53万美元、170万元人民币。这些赃款净重高达26公斤，银行工作人员用点钞机足足花费了一个半小时才清点完毕。

　　2002年：房产登场

　　随着福利分房取消，商品房登堂入室。2002年，房产开始出现在受贿物品名单上。几乎从每一个因为受贿倒下的贪官受贿名录上，都可以看到“房产”两个字。

　　继本刊曾经刊登过的上海浦东新区“炒房区长”康慧军之后，不久再次惊爆浦东新区外高桥保税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处处长、外高桥功能区域管委会规划建设和环境管理处处长陶建国受贿案，作为处级干部的他竟然受贿29套房产。仅其母亲名下就有27套商铺、4套住宅和2套别墅。这些房产大部分位于陶建国的“势力范围”之内。

　　有机会就捞房子，是这个时期大小官员的“共识”。

　　北京某公司环保事业部经理王刚认为房产是个好东西，不仅数额高，还能升值。所以短短几年内，他收受了三套房产。

　　王刚呆的位置是个肥差，负责工程发包，平时身边总围着大大小小的包工头。经人介绍他认识了包工头史某，并给他一个造价210万元的活，算下来利润大概是40多万元。史某看到王刚的价值，决定对他“一次性买断”。方法就是送房。

　　在带着王刚转遍北京城后，王刚看上西直门附近一套价值90万元的房子，史某大方买单，又给他30万元装修款。目前，这个区域的房价已经涨到3万元/平方米。

　　在王刚父母的房子拆迁时，史某又出了回迁款36万元。

　　后来又在大兴的九龙山庄给王刚60多万元现金，让他买了第三套房子。

　　心满意足的王刚表态：“太仗义了！以后防腐工程都是你的！”直到办案人员向其他行贿者了解情况，他们才明白自己的几十万元的付出换来的为什么总是零碎的小活。

　　越来越隐蔽的手段

　　在购买西直门住房的时候，史某使用的是汇票，给办案人员留下了明显的线索。所以近几年，尽管送房子的比比皆是，可是他们采取了更隐蔽的方式：用支票或者现金直接打到账号上，甚至直接提着几包现金去付款，给侦查带来很大困难。

　　受贿者更是采取种种方法来进行掩饰：比如房产证写亲朋好友的名字，极力摆脱自己的干系。某犯罪嫌疑人为了给自己留下后路，早早就秘密跟妻子领了离婚证，以后所有受贿的金钱、房产都使用前妻名义。日后案发时，他平静地拿出离婚证，说明自己跟事情毫无关系。

　　随着房地产的兴起，开发商给某些官员的低价房更是给灰色收入披上了合法外衣。尽管关系房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但是被查处者少之又少。比如上海康慧军、北京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受贿的房产都是多之又多，可是这些房子都是在调查其他犯罪事实才被发现，被认定的。“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是当前办理腐败案件中碰到的新情况，此类案件隐蔽性强，证据落实比较难……”办案人员透露。

　　针对这一情况，2007年最高检、最高法联合发出司法解释《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特别提到，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的”，以受贿罪论处。

　　还有一种方式是“借”，这个方式尤其在汽车受贿上屡见不鲜。

　　北京房山区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沈某直到案件审判阶段，仍然不承认自己受贿物品中有辆汽车，他说那是“借的”。汽车名义上确实不是沈某的，而是他大舅子的，但这辆汽车从一出4S店门，就归沈某使用，直到三年后的案发。在纪委查办此案时，这辆汽车就没有算成他受贿物品。后来检察院侦查人员从提车单上的签名、连续三年保险都是杜某买的、送车企业的账上等处发现了扎实的证据，使得杜某哑口无言。

　　越来越隐蔽的手段使得案件侦破越来越难，而法律对证据的强调越来越强。上世纪90年代只要行贿和受贿双方都承认了就可以认定，而现在必须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每一项指控必须有充分证据，每一个案件都要办成铁案。有内部人士透露，因为这个原因，受贿案件成为检察部门难啃的骨头，办案率大幅下滑。

　　“尽管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加强了，可我们检察院的技侦能力也在不断发展。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赵志国，这名反贪战线上的老战士委托本刊告诫那些受贿者，不要存在侥幸心理，“伸手必被捉”。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公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受贿的，司法机关将使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罪处罚。这个规定从10月16日开始执行。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链接]  低价受贿房产秘诀一览

　　2009年4月，株洲市人民检察院从立案侦查的攸县某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刘某倒卖土地使用权证案中发现，刘某曾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卖给攸县市场服务中心主任江其林一间商铺。2001年至2003年间，江其林利用职务之便，为刘某在该县开发建设攸州农贸市场做了大量宣传、协调工作，并以市场服务中心招商办公室的名义帮刘某对外销售商铺。当时，江其林在“攸州农贸市场”订购了一间商铺，并预交了2万元订金。据了解，在市场开业的前一天，江其林找到刘某说：“我帮了你不少忙，我订购的那间商铺，你就以成本价两万元卖给我吧。”刘某考虑到在开发市场过程中江其林确实帮了他不少忙，而且刘某希望在以后的商铺销售中，能够继续得到江其林的帮助，一口应下了江其林的要求。为了掩人耳目，刘某故意向江其林出具了一张9万元的收据。这样，江其林实际只支付了2万元，就买下了这间商铺。

　　王某原是昆山市规划局城市规划科科长，昆山市房产公司开发项目，必须经过他的手审批。2004年3月，王某在某项目别墅开工时，以口头方式预订一套(面积413.89平方米)。该栋别墅紧邻江边，将昆山唯一的山峰玉峰山尽收眼底。但王某预订后，既不谈购房价，也不支付定金和签订购房合同。2005年别墅竣工时，该公司考虑到王某的特殊身份，专门向其征求价格意见，王某未置可否。该公司后决定在市场价格每平方米6000元的基础上再优惠200元。对此，王某仍以买别墅要和妻子商量为由推托。该公司又经研究，决定每平方米再优惠300元，优惠幅度超过8.3%，王某所享受的价格优惠总额达20万余元，已经远远超过该公司最高优惠2万元的规定。对此，王某终于表示接受。

法律与生活

现今，茅台酒与官本位不无密切关联，一旦茅台酒失去了官本位的依托，其价格是否还能如此坚挺，就很难说了。